年，《北京日报》的第三版登了一篇招生简章，“北京市玉器厂、北京珐琅厂、北京绢花厂、北京花丝镶嵌厂技校联合招生简章通告。”
这场考试吸引了多人报名，初试过后有多人取得了复试资格，最终录取49人。喜欢画画的初中毕业生崔奇铭，便是其中之一。顺利通过考试之后，他正式成了北京市玉器技工学校的一名学生。
纸上作画，与在玉石上雕琢全然不是同一件事情，崔奇铭至今记得这么一句话：“上辈子打爹骂娘，这辈子让你当磨玉郎。”
想要练就好手艺，除了勤学苦练以外，还要吃得了苦头。雕刻玉石要靠凉水降温，匠人的手就得跟着玉石在凉水里泡着。春夏还好说，等到三九严寒的时候,冻得刺骨，还得手中有神。
皮开肉绽也是常有的事儿。磨玉的机器划开了手，轻则鲜血直流，重则深可见骨。鼻子里吸着玉石的粉尘、耳畔充斥着机器的嚣扰……心中却必须稳若磐石，全神贯注。
玉石容不得半点怠慢，琢玉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金消玉损。刚到车间实习时，崔奇铭上手的第一件活就给做坏了。他刚会使工具，就觉得得心应手。上手的那是件涮毛笔用的笔洗，串堂的时候听着机器跟玉石摩擦的声音心里头正欢喜，突然感觉手指肚上一热，低头一看，洗子壁上已经有了个米粒大小的窟窿眼。崔奇铭心里一惊，害怕的情绪涌上了心头。
这是他上手的第一件活，也是第一件坏活，记了一辈子。玉器磨人，不只磨在下刀那一刹，更磨在经年累月的苦思里。
天然玉石在大自然的孕育中，不可避免会有瑕疵。匠人要有巧妙化解、运用天然玉石瑕疵的‘巧做’能力。很多天然玉石的外表都包裹着厚重的‘皮壳’，每块玉石毛料对于创作者而言都是一个‘盲盒’，不打开就不知道原料里面的玉质是什么品相。
拿到毛料后，先要“相玉”，把原料看透、看明白，甚至能直接看出成品的雏形。“相”和“问”就像与无声的玉石进行交流的过程。只有交流地足够充分，才能发挥出一块天然玉石的自身优势，通过雕琢赋予玉石“第二次生命”。
所有的巧思都得从生活里来。
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崔奇铭跟家人一同去公园赏花，游人们眼里是花团锦簇的美，他却一心要将花枝的走势、花瓣的纹理都记得清楚。不光要看到美，还要看到美在何处。公园里的一方景物，街巷行人的一颦一笑，目光所及之处，都有可能成为设计时的灵感。
明白自然中的美感还不够。中国玉器诞生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早期，至今有七、八千年的历史，以玉为中心载体的玉文化，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史。琢玉之人，必须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有所了解和体会。
从肉体上的痛苦，到精神上的打磨，一样都不能少。对于十几岁的少年人来说，其中的美感还不能体会太多，体力和脑力上的艰辛确是实实在在的。从北京市玉器技工学校毕业之后，他开始进厂实习，不久就被师父蔚长海挑中，调入北京市玉器厂平素车间创新组。
直到这个时候，他眼中的玉雕依旧不是一件好差事。他更爱画画，“背个画夹子，留个长头发，天天画画，多派啊！”不像玉器厂里的老师傅们，“穿着大棉袄，天天又是泥浆，又是水的。”
这时，《北京日报》上的另一篇文章，再一次将崔奇铭的命运与玉雕紧密联系起来。
相传十七世纪中叶，云南发现一大块翡翠籽料，被地方官进贡给了乾隆皇帝，被放到了国库的库房里。十九世纪末，慈禧太后过生日时取出，将其分割成六块，两块做成器物，剩下的继续存在库房。后来清政府被推翻，四块玉石流落至民间，被存在上海大通银行的金库。
上海解放前夕，黄浦江码头上开往台湾的一艘客船将开之时，船长下令扔掉所有吃重的行李，四只箱子被士兵卸下，扔在了黄浦江畔。随后，这四块玉石来到了北京，存入国家物资储备局的仓库，此后的三十年间再无人提起。
直到年4月，领衔国宝制作的北玉四杰之一的玉雕老艺人王树森突然想起了此事，在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小组座谈会中呼吁“寻宝”，北京晚报记者就此事写下了一篇《宝玉何在》的文章，引发了各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