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新中国法官制服小史
“穿”越70年的变迁
年，身穿“干部服”的上海法官。
朱雨晨
北京，东交民巷27号，一棵百年皂角树下，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办公大楼前，被鲜花簇拥着的“—”横幅特别醒目，仿佛在诉说，随着光阴流转，时间沉淀着花繁枝荣的司法历程。
年10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成立，迄今已走过了整整70年。7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这“弹指一挥间”，对新中国的司法，对最高人民法院却具有无可取代的划时代意义。
70年峥嵘岁月，见证不变初心。70年砥砺前行，不辱神圣使命。70年，可刻画可书写的有很多很多，但留在老法院人记忆中，最温情又最具隐喻的却是“穿”越70年的法官制服的变迁。
在法院人的司法记忆里，法官制服是行走的铭牌，是审判台上独特的荣耀，是青春奋斗里最形象的司法符号。从84款法官制服，到如今熟知的“月牙白”“奶奶灰”，法官制服样式几经变化，每一次演变都从侧面折射了中国法治文明的不断发展。
“干部服”时代
年10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成立。同年11月1日，开始正式办公。最初的办公地址设在北京市原司法部街72号(现人民大会堂位置)。后经3次搬迁，从年开始至今，在北京市东交民巷27号办公。
从新中国成立到年这一时期，法官并没有统一的制服。当时，以蓝灰色为主的中山装稍加改良后，成为了法院制服的基本款。人们称之为“干部服”。
史载中山装因孙中山先生创意并倡议而得名。早在延安时期，中共的干部就以中山装作为正装。“解放战争时期，因南下干部穿着，人们称之为‘干部服’且男女不分。”新中国成立以后，其不仅流行于一般的干部群众之中，国家领导人也把它作为正装，使它成为北京乃至当代中国最具代表意义的男式服装。
法官办案穿中山装，其实也有其司法理念的含义。就像中国古代的司法官员没有独特的制服一样，法官穿中山装，表达的是当时的司法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还没有与行政权真正分野。法官的穿着与党政干部趋同，也是政治上对党忠诚的一种表达。
在法官穿着“干部服”办案的这一时期，我国审判史上办理了数个大要案。美国间谍约翰·托马斯·唐奈案就是其一，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刑事案件。
年7月，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约翰·托马斯·唐奈等11人乘坐飞机偷偷进入中国国境进行间谍活动，飞机被击落，唐奈等人被捕。年1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约翰·托马斯·唐奈无期徒刑。
这期间最值得记录的大要案还有日本战犯案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
年6月12日和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先后在太原和沈阳开庭，审理铃木启久等8人战争犯罪案(涉案者为军官)、福永顺太郎战争犯罪和特务间谍犯罪案、城野宏等8人战争犯罪和反革命犯罪案(涉案者为文官)、武部六藏等28人犯罪案(涉案者为伪满洲国官员)。审判持续了大约50天，45名战犯分别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
堪称“世纪审判”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于年11月2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始公开审理。经过数个月的审理，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公开宣判，分别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分别判处姚文元、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有期徒刑十六年至二十年不等刑罚。
该案位列最高人民法院建院70年十大要案，是恢复和重建我国司法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开端，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据悉，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10名主犯时，中央曾专门为特别法庭的法官设计了3种法官服的款式：黑袍式、制服式、西服式，并且还准备对制作样服，采用深灰色高级毛料，佩黄领章、红肩章，戴大檐帽。
但在试穿征求意见时，许多人感到制服式有些不伦不类，至于黑袍式和西服式，反对的声音更大，所以连样服都没制作就被否定了。最后，特别法庭的法官、检察官、书记员统一穿藏青色毛料中山装，不戴帽子。
军警式制服时代
年是共和国法官制服“元年”，5月1日开始，全国法院首次实行统一服饰制度，法官着军警式制服，佩肩章，戴大檐帽。肩章为红色，上面饰有天平图案，意为法官肩担公平，执著法律正义;于军式大檐帽的正中安放国徽，寓示着法官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
84款法官制服，有夏装、春秋装和冬装三种样式。夏装上衣为长袖、明兜、小翻领，面料为青灰色加厚的确良布。春秋装、冬装为藏蓝色平纹面料，军装样式、衣领有风纪扣，上衣四个明兜，有肩章，肩章和大檐帽配合使用。这样的军警式制服在其后的10余年中虽有改变，但一直沿用了这种风格，只是在颜色和材料上略有变化。
年代，首次穿上84款法官制服的干警们难掩激动，虽然“的确良”面料的确不“凉”，但闪耀的肩章和圆顶大盖帽却让大伙儿在下乡审判、庭审纠问时更添几分自信和威武。
年，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9号)文件规定，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为统一着装部门，着装款式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年和年，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对法官服制进行了改革与调整。年，夏装变为短款，春秋装改成小翻领。年，上衣由明兜改为暗兜。90款和95款法官制服，虽在式样上有所变化，但沿袭肩章和大盖帽等标志。
据悉，年法官制服被设计为佩戴肩章，戴大檐帽的军警式制服，与年“严打”有密切关系。年在全国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活动以后，中央决定给公检法部门的司法工作人员都配发制服，而法检两家的制服都是以公安制服为蓝本设计的。
这样的军警式制服，“在对违法人产生威慑的同时，又将公正严明的印象留给所有的民众”，同时也给法官抹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其行政化倾向显而易见。
法官袍时代
年，法官制服出现历史性变革，这一年也被称作法官制服的“大年”。在这一次制服改革中，共和国法官首次以西装式的文官制服代替军警式制服，取消了肩章和大盖帽的军装样式，胸徽取代了肩章和领花，白衬衣和领带成为万能的内搭。法官服除西式制服还增加了法官袍。
西式制服夏装改为灰色西装小翻领短袖，春秋装采用西装配铁灰色领带，冬装为黑色三扣西服，内衬白衬衫，佩戴法徽。
法官袍为黑色散袖口式长袍，领饰“麦穗、齿轮、华表”图案，红色前襟领口配有小法徽，红黄配色暗合国旗颜色，体现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下钉四颗塑有法徽的纽扣，象征着审判权由四级人民法院行使，同时象征着人民法院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事实、忠于法律。
年3月10日，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身穿新式法官服，向人大代表作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肖扬的着装，一下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天，国内外各媒体纷纷给予报道：中国法官要换新服装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王羽红等法官，是新中国第一批身着新式法官袍开庭断案的法官。年7月1日上午9时，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的大法庭，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案件正在开庭审理。然而，负责庭审的身穿黑色法官袍的审判长王羽红等3名法官，却引起了众媒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