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一日
今天，小张来叫我，说我们帮助参加唱歌比赛的那个朋友获了奖，要请我们去他家坐坐。我犹豫了许久，还是决定去了。
星期天在家休息，有些懒散，要出门参加朋友聚会，感觉总要收拾收拾。昨天晚上也没有洗澡，就又洗了个澡，梳理吹了一下头发，换了衣服。我收拾好了出来后，大田马上脸色不好看了，回答我什么话也都是气恨恨的。我一再解释，二分厂那个喜欢唱歌的小伙子，是和我们平时说得来的朋友。他开始自己没有信心，我和小张鼓励他，还为他垫付了报名费。比赛那几天我和小张一直陪着他，并为他买了一些需要的饮料。大概想因此请我们和其他朋友到家里聚一聚，吃个饭，表示一下谢意。也许出门时有点影响情绪，没想到去朋友家吃饭，心里也还很不安。到场的还有厂里工会的一个男同事，我的同龄人，是分管文化娱乐的，平时我们关系也不错。席间，他很轻松幽默地和大家聊天开玩笑。小张很自然也很随意地应对，唯有我总是有点不知如何是好。也不知为什么，我却因为一个和大田曾经是一个车间的同事在那里，而感到自然轻松了许多。我一个劲地和他开玩笑，甚至觉得倒多了的酒也给了他一些。
进城以后，大田总是对我这种偶尔出门专门的修饰打扮很反感，特别是一起出去他会觉得拘谨和不随便。还隐隐地透露出我是为了顾面子，甚至是看不起他。我们的婚姻，虽然是在特殊的情境下，领导介绍的，但他憨厚朴实，本职工作勤劳肯干很优秀，对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也很有责任心，而且多年来，一直很辛苦地支持我学习。我内心不存在看不起他，应该说心理上仍然很依赖他也非常关心他。
其实，我是一个从小“艰苦朴素”精神入脑入心的人，也不是一个爱打扮好讲究的人。现在这个世界几乎可以说得上是女人服装和化妆品的世界，而我的案头，除了一把梳子和一瓶润肤露，再也找不到其他任何化妆品。穿着上也没有在意什么时装，几乎没有一件衣服是过分入时的。无论从内心追求和现实条件，认为都没有赶时髦的必要，我也发自内心不为这些感到失落。但我们置身的变化了的环境和世界以及我的工作，使我越来越感觉到不能太随便地进入社交场合。过于随便，那是让自己也是让别人难堪的事情。可是近年来，就是穿着这样的事情，也无时不在干扰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闲言碎语是是非非，从这方面说，它似乎就不是小事了。比如即使平平常常换件新衣服，或者某个装扮有些改变，有人也免不了有一些词意比较丰富的惊叹：“哎呦，这么漂亮，是不是还要再找一个。没有你们师傅，就没有你的今天哦。”“你们师傅有毛料衣服吗？”“你还是打扮打扮你们家师傅吧。”
遇到这些玩笑之余，不免也有满多的感慨。我想，人世间，凡作为夫妻，一般来说，互相都愿对方好，穿戴上也都愿意把对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即使对于我这样的状况，不知别人的想法是怎样的，我更愿意他为我变得潇洒帅气。可我们却在这个非常普通又无时不在的事情上难以统一。为此我以前曾经做过努力，记得还是在山里那时候，三接头皮鞋正时髦，在他过生日的时候，我托人为他买回来一双，他却把它束之高阁，说象这种明星似的东西穿着别扭。反而有一天竟然一次提回来三双降价军用处理翻毛皮鞋。尽管我再三说这种鞋已经过时，他却一直穿到现在，还有一双新的放在柜子里，那双三接头自然也早已成了过时处理品。也是那时候，专门托去北京出差的同事为他买回一件驼绒里的大衣，已好多年了，还没有放开扣，一直都在说，留到冬天外出时穿，但却一直喜欢披军用式黄大衣。进城后，不久前为他量身做一套西服，本来很合身，他却坚持认为太小，肩膀的地方夹得太紧，穿着不舒服。
我知道，勉强他注意这样那样，是会让人心情很不舒畅的事。我也不是那种非常讲究穿戴的人，并非完全不能理解适应他。可他知道吗，这个世界不是我们两人生活。也只有他离这个世界近一些，反而会多一些和谐，我也才能成为相对的自由人。
如果实事求是说老实话，作为女人，这种爱美赶时髦的心情，我并不是从未有过。而且也一直在点点滴滴的进步，虽然也很不容易，比如开始烫头发，比如开始穿裙子。记得上电大时，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是一流的，可以说很优秀。可平时，总听到对我类似的评价，“一本正经，一副政工干部样……”。有要好的同学也总是直言不讳地说：“向敏，你学习成绩确实好，可作为女人，难道你就不能注意一下外在形象？”有一次，去市里复习考试期间，一个女同学和我相约去理发店理发。出门前，我换穿了一件新买的宽松针织衫。这个女同学忽然眼睛一亮，高兴得俏皮地说：“亲爱的，外在打扮毕竟是容易的，焕然一新了。”我自己也忽然觉得少了几分萎缩，多了几分自信，觉得走路也轻快多了。
第二天大田来了给我送东西，当时大家下课了正休息。当我们互相站在面前时，两人都愣了。大田似乎有点惊讶地看着我，眼神里流露出了一丝不难察觉的反感。我看着他，穿着一身帆布工作服，裤子左腿内侧，错落上下并排着三个流酸烧坏的洞。由于是他自己动手缝补的，线拉得太紧，裤子那一块扭成了一团，使这条裤腿有点短也不整齐。脚上依然穿着一双已经很旧了，也已经过时了的翻毛皮鞋……。虽然我从小就听过那个故事，受到那个故事的教育：一个老农到学校看自己孩子，孩子觉得他太土气不敢认，竟把自己的父亲说成是他人。但在此时此刻，我坦然地承认，除了因为自己忙于学习，没有顾及家人的生活打理，有些内疚，但心中涌上来的也确实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尴尬。大田也什么都没有说，默默地把东西递给我就转身走了。回到家里，我当然再也没有穿这件衣服。但我当时却对同学说，大田是上班时随便跟便车来的，没有特别换衣服。
我的服装革命，之前虽然有过星星点点的改变，但真正的开始是在年，是进城了以后，已经可以说很晚了。那年春天，我下身穿着肥大的直统裤，上身穿件文革时开始流行的连袖棉罩衣，到北京去完成一篇报告文学的写作。期间我去看一位熟悉的在北京工作的老乡，她见了我却没有掩饰的非常惊讶。她脱口就说“我的天啦，这是哪来的古董。你这样，在公共汽车上人家保准要查你票。”接下来，她说起了自己初来北京的遭遇。那时候，她穿着土气随便，一言一行也有些拘谨畏缩，每次一上公共汽车，几乎都会被服务员查票。后来，慢慢地她意识到了，从服装穿着打扮改变了一下自己，一言一行也有了注意和自信，这种现象就很少了。然后她力劝我改变一下自己，而且她对我的种种顾虑非常的不理解，“这么好的身材、气质，打扮打扮，一个多可爱人儿，何必要这样对不起观众。”
这回，她还特地利用休息时间，陪我上街买了一件白夹克上衣，一条牛仔裤。我还主动买了一件我很喜欢的红色羊毛衫，换掉了连袖的薄棉衣。她有一套刚买的，我穿了却非常合身的黑色带条纹西服，我也非要她转让给了我。穿了这两套衣服在镜子里照，我觉得自己似乎在告别一个世纪，真正感觉到了过去不是对不起观众，也对不起自己。
由于在北京已适应了一个多月，回来一时尽管还难免更新换代的不自然，但也添了不少勇气。更重要是，大田这回对我的改变却报以微微一笑，使我有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