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翡翠的朋友都知道，清朝是翡翠发展的高峰时期，而关于翡翠的信息也在历史记载中越来越多，今天和大家聊聊一位在云南做官的人物，他对翡翠的记载。
不仅全面，而且具有代表性意义。
檀萃何人也？
檀萃（—），清乾隆进士，年任云南禄劝县知县，好旅游，足迹遍滇中，所到之处，随手笔录。后受聘于昆明育才书院和万春书院作主讲。
所著《滇海虞衡志》，是一本专门记录云南物产、民族、民俗的风物奇书，书中对翡翠在清中期及其之前的情况，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我们截取其中有三段，十分精彩，如下：
记载一：“玉出于南金沙江，江昔为腾越（注：腾冲）所属，距州（注：腾冲）二千余里，中多玉，夷人采之，搬出江岸各成堆，粗矿外护，大小如鹅卵石状，不知其中有玉并玉之美恶与否，估客随意贸之，运至大理及滇省（注：昆明），皆有作玉坊，解之见翡翠，平地暴富矣。其次，利虽差而亦赢。最下，则中外尽石，本折矣。毡包席裹，远运而来，有贵而置之密室，或贱而弃之篱落，且用以拒门。然珍者解开，转成白石，贱者解开，反出翡翠，虽老于作玉者不能预定，此卞和所以泣也。其琢成器皿，无所不备，而如意为大，且以充贡。”
记载二：“往时少公史顺宁，徒于滇行医，且作玉。近者孙汉辅、骆思侨二老，亦爱作玉，每至其寓，玉物盈几案间，亦足以悦目也，钦其宝，惜末祥询其名，见鄙人之疏且陋耳。王少公，姑苏王恪公之后，今已归。汉辅，补山相国弟。思侨之子廷柱，则从予游者也。”
记载三：“玉器物名最多。玉自南金沙江来，大理玉匠治之，省城玉匠治之，大则如意，或长一尺、二尺。次则圭、璧、璋、琮，其他仙佛古形像无不具，一切盘、碗、杯、彝(注：酒器和祭祀器)、文玩尤佳。玉扳指、玉手圈（注：手镯），官史无不带之。女钏（注：臂环）同男，或一手双钏以为荣。而玉烟袋、嘴则遍街，虽微贱吃烟，亦口衔玉嘴。至于耳坠，帽花之细，又不足论者。其滥于用器如此。”
此书成书于年，即距今两百多年前的清中期嘉庆三年，从中可以解读出当时云南翡翠行业的几个重要情况：
记载一专讲翡翠毛料（赌货）的交易情况，虽末出现“赌石”一词，但其赌石的情况，与今日几乎完全一样：有“外护”即皮壳的“粗矿”即毛料，用毡席包裹，远道而来，不知内部如何，解开后，最好的“平地暴富”即一刀富，其次的虽然赚得少些，但还是“亦赢”，最差的血本无归“本折矣”，即一刀穷。
而且毛料的变化无穷，“估客”即赌客只好“随意贸之”，以为是“珍”者，解开却是差的“白石”，以为是差的“贱者”，解开反而出好的“翡翠”，再老道的“作玉者”即毛料商或赌石大王也不可事先预测。最终，高档“贵”料锁到密室里，而废“贱”料丢弃在“篱落”，或拿去阻门之用，与今日业内做法，并无二致。
从明末徐霞客见剖开的毛料翠生石却未谈赌石，到清中期短短多年的时间，赌石市场就已经十分成熟了。
记载二专讲他做玉石的三位朋友，着重介绍两点：
（1）三位朋友的身份：王少公，在云南顺宁（今凤庆县）作官，外出行医，同时做点玉石生意，其祖上是明代正德年间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的王文恪；孙汉辅，杭州人，清乾隆时官至相国的孙士殿之弟，在云南做玉；骆思侨，玉商，是檀萃的学生骆廷桂的父亲。
（2）去玉商家所见：每次去孙、骆两家，二位都把玉器摆满桌子，让檀萃赏心悦目，可惜他没有详问那些玉器的名称。
可见，当时做玉器的多是官宦人家，他们的玉器很多。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家族背景推断，他们在苏、杭一带很有销路。
记载三专讲玉器的“物名”和用途。当时的玉器，从日常生活用器皿，到仿古礼器、文玩、仙、佛，再到佩戴饰品，“无所不备”，以至檀萃认为与他在该书所记载的其它几十种云南特产如铜器、竹器、石器、布匹等等相比，“物名最多”。
同时，这些玉器还分档次，最好的是“或一尺、二尺”的如意，作贡品；高档的扳指和手镯，都被官吏们“无不带之”，此处的“带”应为佩戴或收藏之意；最“微贱”的、檀萃有鄙视之意的是，连吸烟的烟嘴也用玉做，且“遍街”都是，以至于檀萃甚感可惜“滥于用器如此”。
综上所述可见，云南的翡翠在清中期已具备如下特点：
（1）供需两旺。赌石的成熟，产品的丰富，销售渠道向苏杭等内地的拓展，都映证了市场供需两旺的良好态势。
（2）审美渐变。翡翠的好货，云南地方官员“无不带之”，高档货则作为贡品进京。说明翡翠的绿及千变万化的美，正在被上流社会所接受，逐渐改变着数千年白玉文化所形成的审美观。这是一个从民间到官方，从地方到中央的潜移默化却又无可阻挡的进程。
（3）文化相融。清中、前朝，云南地区已不再称翠生石和碧玉而直接称玉和翡翠，这是一个重大的标志性的变化，说明云南翡翠行业已与中原玉器行业接轨，云南翡翠文化已经与中原传统玉文化相融。同时，“粗矿”这一概念的出现，已经让人隐约嗅到了近代科学的气息，说明云南翡翠行业的发展，已经到了相当水平的成熟程度。
这一时期，腾冲的玉器已有可观的发展，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发展中，起着“极边第一城”的源头作用。而昆明作为省府，则起着加工和交易中心的龙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