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中华民族历来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有许多重要论述。他指出，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他强调，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尤其强调，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周恩来同志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他勤俭节约、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作为周恩来同志的侄女，周秉建更是受到周恩来同志的言传身教。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周年，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家教，了解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对党史学习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期讲坛邀请周秉建委员讲述家教家风的故事。
周恩来同志是我的伯父，他的一生都在为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华之崛起和民族之复兴、为中国人民的幸福、为世界的和平而不懈奋斗着，从未给自身谋取过任何的利益。
作为周恩来的侄女，他是我最崇敬的伯父；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他是我最爱戴的总理。
周秉建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离退休干部局原巡视员。周恩来同志的侄女，在周家六兄妹中，她最小。曾任共青团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委副书记，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蒙古文学所副所长，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锡林浩特市政府副市长，财政部财政监督司财政监察专员、财政部干部教育中心副主任等。
严于律己率先垂范的伯父
勤俭节约体现在生活方方面面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工作需要，伯父到红都服装店请老师傅量裁制衣的时候，认真地说：“我只要中国产的衣料，无论是毛料还是布料，都要国产的。”伯父的着装，永远保持着整洁和“中国化”。他在南开中学接受过良好的素质教育，一生都非常注重自己的高雅气质。他十分清楚，他的样子代表着中国的形象。
伯父平时在中南海西花厅自己的办公室里一般也都是戴套袖工作的，我就曾在西花厅看到过服务员给他缝补衬衣。作为国家领导人，伯父接见外宾，穿的也是平时的衣服。一个日本友人曾经回忆说：“周总理接见我们时，我就坐在他的身旁，并且仔细观察到，周总理穿的上衣，有一个地方是缝补过的，我特别受感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后，就劝总理，衣服该换了。总理笑笑说：“穿补丁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嘛，织补的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到也没有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因为伯父早就说过，“六七亿人口的中国就一个总理，确实再穷也不缺那几身衣服，但问题不是缺不缺衣服。我这样做，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提倡节俭，不追求享受，提倡大家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共产党员本色。”
上世纪50至70年代，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百业待兴，各项事业也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伯父伯母的生活供应也和老百姓一样，按照国家政策规定限量供应。可是，他们会有困难吗？我们的国家总理还会有难处吗？答案是肯定的。在生活中，伯父他们确实也有困难，只是他们选择了忍耐与坚持。
年5月，我从插队的牧区回北京探亲，就是为了给住院的伯父陪床尽孝，但因纪律未果。当我焦急难过又无可奈何时，伯母就问：“秉建，你这次回来有没有带多余的布票？可以支援我一些吗？”因为伯母知道我在牧区劳动，国家对民族地区生活所需的供应会多一些。我说：“有啊，没有问题。”伯母这才告诉我：“是你伯伯的被子太旧了，用了太长时间了，已经不暖和了，又很薄，需要给你正在住院的伯伯做一床新被子。”我这才知道，伯父的生活如此艰苦，甚至是在他身患重病住院之后，连做一床新棉被的布票都不够！我赶快把自己所有的布票都给了伯母，请她做一床新的棉被给伯父。虽然因为纪律没有办法到跟前为伯父尽孝，但能够为他老人家出一点点微薄之力，感到十分的庆幸和欣慰。
无论是作为他的侄女，还是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我，都被伯父以身作则、清贫困苦而不断奋斗的这些事情感动着。谁能够想到一辈子鞠躬尽瘁为老百姓服务的总理，自己的生活竟是这样的清廉！在他的身上，完全没有特权意识、特权思想、特权欲望、特权行为，我们国家有这样一位好总理，人民怎么会不爱他？怎么会不想他！
在饮食上，伯父伯母的一日三餐也都十分简单。每顿有吃不完的还会留到下一顿，跟老百姓一样，从不浪费。
我在西花厅吃饭时，经常看到伯父伯母吃二米饭，或纯粹小米饭，一贯如此。伯父对我说：“多吃一些粗粮对身体好。”他特意告诉我：“是延安的小米养活了我们的八路军，一定不能忘了延安的老百姓，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当我为他盛饭时，他还说：“你要记住，我们自己能够做的事情，都应该由自己来做。”伯父很节俭，吃饭时不小心把米粒掉在桌子上，也会夹起来吃掉。
有一次，伯父在看自己的工资账目时，发现当月的单据上食盐价格贵了1分钱，他马上让工作人员向有关部门询问食盐涨价的原因。了解后是因为北京市需要预防“大脖子病”，在食盐里加碘而导致的涨价，伯父才放下心来。他还认真地对记账同志说：“我不是在乎这1分钱的开支，而是因为这关系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从1分钱的盐价，了解市场与社会，进而有的放矢指导和决策国家经济，他的心里时刻装着国家和人民。
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6.8级大地震。3月9日清晨，伯父便赶到了地震灾区，看望受灾群众。当地农民看着风尘仆仆到来的总理十分感动，端着水请总理喝，有人提醒他水中漂有浮尘，但总理丝毫不在意，说声谢谢，端起碗便喝了下去。然后和当地的干部继续查看灾情，了解现实状况，分析问题。到了晚上，在开总结会时，他意味深长地对在场干部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还不是靠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战争年代，我们共产党人和老百姓滚在一个炕上，群众身上有多少虱子，我们身上就有多少虱子。现在解放了，我当了总理了，如果连群众给的水都不敢喝了，那还叫什么人民公仆？在人民眼里我们还叫什么共产党员？还怎么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在场干部深受感动和教育。
西花厅的26年
中南海西花厅是伯父的办公室。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伯父就搬到了这个每年春季都盛开着海棠花的百年庭院，一直居住了26年。
20世纪50年代末，一位在京留守的秘书，利用总理外出开会期间，与修缮部门联系，把西花厅修整了一番。伯父从外地回到西花厅，一推开家门便发现了情况，马上责问留守秘书，狠狠地把他批评了一顿。伯父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会影响一大片。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他让工作人员把所有的旧家具全都找回来，把新换的东西全部退回去，恢复成原来的老样子，他才回到了西花厅。并且，伯父从自己的工资里分期支付了所有的维修费。对于这件事，伯父还多次在国务院会议上做检讨，叫大家不要重复他的错误。他还郑重地表示：只要我还在总理的位置上，国务院就绝不能修建新的办公大楼。
伯父的生活作息，一般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以上，直到深夜。即使年逾古稀，还在最艰难最严酷的工作环境中，也从来没有离开过西花厅。曾经有同志劝他到其他地方办公，他很认真很诚恳地说：“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是我的工作岗位，我必须要坚守在这里，不管多么艰难，都不能离开。”从那时候起，伯父的心脏已经开始有问题了，甚至休息时还要依靠安眠药物才能入睡，有时候实在睡不着了，就起床直接到办公室继续办公。
伯父的关心和教诲
我出生时，正值国家研究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伯父便给我起了“秉建”这个名字，就是希望我长大以后成为祖国的一个建设者。虽然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可是大人们从来不对我娇生惯养，更没有宠着护着。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次家庭会议中，伯父还专门对我们孩子辈的人说：“你们年轻一代生活上要艰苦朴素，要多想如何为人民服务。”还说，“咱们家还没有一个农民呢，我们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要向工农兵看齐，以工农兵的标准为标准。”他不断教育和鼓励我们到基层去，到工厂、农村去，到社会中去，到老百姓中间去，坚持要我们做普通的劳动者。伯父曾经还对我的姐姐说：“我就是要把你们这些孩子像小土豆一样，撒到人民群众的土壤中，让你们在那里吸收养分得到成长。”家里的孩子有人能够去当工人当农民，伯父一定会给予赞扬和支持。这是他对我们的期待，也是他的一个心愿。
△周恩来总理和孩子们在一起。
一场良苦用心的饯行
年，国家向广大青年学生发出了“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号召时，我便想到了伯父经常教导我们的话，没有丝毫犹豫，就积极主动报了名，因为我知道伯父希望我们这样做，他也一定会支持我的。
临行之前的8月6日晚，我到中南海向伯父辞行。伯父当时一边很用力地握着我的手，一边热情鼓励我：“秉建，我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安家落户。”接着问：“你要去插队的地方是哪里？”我说是锡林郭勒盟的阿巴嘎旗。伯父说，我们来找一找，就拉着我的手进了他的办公室，在硕大的全国地图面前，伯父一下子就找到了，他用手指着北京正北方的锡林郭勒盟靠北的阿巴嘎旗说：“你看，就是在这个位置。”这让我太吃惊了！他非常认真地嘱咐我：“你要去的地方是少数民族地区，一定要尊重那里的民族习惯，要好好地向那里的人们学习，向蒙古族人民学习。”接着又问我：“你会不会吃牛羊肉啊？”我说，牛肉还吃一点儿，不吃羊肉。他说：“那可不行呢，要学会吃牛羊肉，下去以后要从学习生活做起。”
很快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伯父说：“今天我有点时间，一定要为你饯行。但是没有什么好招待你的，最主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持，你说对吗？”他指着桌子上的一盘翠绿的青菜告诉我：“这是毛主席的家乡菜——苦瓜，很好吃的，你尝尝。”我是第一次听说，也是第一次看到。当时还想，毛主席的家乡菜怎么是苦瓜呢，就夹起一块尝了尝，还真苦啊！这是伯父特意让我知道，去内蒙古要做好吃苦的准备，那一刻我也明白了伯父的良苦用心！
下乡以后，我始终按照伯父“要坚持在基层劳动”的叮嘱，和牧民们一样住在蒙古包，一样干牧业，向牧民学习蒙古语，学习骑马、放牧，直到牧民把我当作自己人，我也把自己当成了牧民。那难忘的7年，我收获满满：锻炼了意志，强壮了身体，学到了做人真谛。
一次难忘且珍贵的合影
记得插队两年之后的年8月，我第一次回北京探亲。那时候，我的脸已经在草原上晒得黑红黑红，穿着蒙古袍、马靴，出入中南海，满身上下都带有着牧区的特有味道。
许多年后，一位曾经在中南海西北门站岗执勤的士兵还在给我的来信中说，“我们当时都知道，周总理的小侄女在内蒙古插队。那时候你回北京探亲，穿着蒙古袍，进进出出中南海去西花厅总理家，我们当班执勤，看着你都特别兴奋，大家非常感慨。我们都为总理高兴，为你高兴！”
的确如此。中南海西花厅的家人接纳了我这个从草原回来的新牧民，伯父伯母看着我高兴极了。一起吃饭时，两位老人问起我在牧区生活状况，我会给他们一一讲起。自己在草原是怎样学蒙古话、学习骑马、放羊、学下夜，怎样过冬、化雪水做饭，怎样接羔、做奶食，怎样在蒙古包睡觉，以及怎样进行游牧式的搬迁等等。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伯父高兴地对伯母说：“我们的秉建像个蒙古姑娘了。”伯母在信里称呼我为“亲爱的小六，草原牧民的丫头”。
大概就是我对草原牧区的这种情感，被伯父捕捉到了，他非常高兴看到我这个样子，看着我穿着蒙古袍进进出出西花厅。伯父还关心地问起我们大队和知青的情况，我都告诉伯父，牧民对知青们都很好，很多人都住在牧民家里，像一家人一样。在牧区有牛羊肉吃，国家对牧区还供应商品粮，而且知青们都很喜欢骑马、放牧，喜欢住蒙古包。听到这些，他显然放心不少。
本来这次探亲，我是准备要过了国庆节再回大队的，但伯父还要外出开会，就问起我回大队的时间，还说：“秉建，你先不要急着回去，一定要等我回来。”当伯父外出回到北京时，跟我说：“今年的国庆节，我要带你上天安门。”这是多么令人激动兴奋的消息啊！我高兴极了，就盼着这一天能快快到来。
然而两天后的早上，伯母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她很严肃地跟我说：“你伯父要带你上天安门这件事情，我知道了，我个人是不同意的，我已经和你伯父交换了意见。因为我们不能让你这样做，别人家的孩子我不管，咱们家的孩子是不可以的，不能搞特殊。”听了伯母的话，当时自然是不开心的，心想，去不了天安门，还不如提早回大队呢！我就跟伯母表态：那我在国庆节前赶回大队和牧民一起过节。伯母一听很高兴，说那很好啊！
眼看着十一国庆节就要到了，自己表态要回大队去，不能不走啊。在纠结中的我，忽然有了一个想法，要是上不了天安门，那我能不能在走之前跟伯父照一张相呢？有了这个想法后，就赶紧去请卫士长叔叔帮忙，让他帮我问问伯父看看行不行？卫士长叔叔很快就告诉了我：“你伯伯答应你了。总理说，你告诉秉建，让她买好回内蒙古的火车票、确定了走的时间，我会跟她拍照的。”
△年9月，周秉建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合影。
于是，年国庆节前夕，在中南海西花厅的院子里，我与伯父伯母留下了难忘的生活记忆，更留下了永久珍贵的影像！
坚持留在生产队劳动
年春，组织上调我去内蒙古自治区团委宣传部工作，我个人还是想留在生产大队劳动的，公社党委也同意我的想法，有很多牧民还联名给内蒙古党委写了信，建议继续把我留在基层工作。由于没有把握，我就去了一趟北京。在西花厅我把情况详细地讲给了伯父，他特别赞同我的想法和做法，对我说：“作为知识青年的家长，是同意并完全支持你留在生产队的，但你和我们最后还是要服从组织的。”当时是年5月，可我哪里想得到，这竟是自己最后一次见到伯父他老人家啊！没过几天的6月1日，医院了。
年春，伯父住院已经快一年了。我也只能从报刊上知道他的消息，报刊上的照片中，老人家已经非常消瘦了。作为家里的小女儿，我特别想到北京去照顾他，就跟大队请了假。可是回到西花厅见到伯母时，她告诉我，去医院看望伯父，中央是有规定的，不能随便去。我怎么说也没有用，只好请她老人家把我对伯父的想念和问候带去。两天之后，伯母告诉我，伯父也很想见我。最后她和伯父商量了一个办法，就是“在你伯伯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与你通一次电话”。
年，已是我在内蒙古插队的第七个年头了。那时候我已经担任了公社党委委员和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也不脱离生产劳动，但时常感到还需要进修学习或进入学校读书，以便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水平。因此，在这次与伯父的通话中，我把自己想学习的想法也跟伯父汇报了一下。伯父问我，“你想学什么专业？”我说想学习蒙古文。他说：“你怎么下乡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学会啊？”我说，口语没有问题，但是文字还不行。他马上鼓励我：“你学习蒙古文我是赞同的，而且要好好学习。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都要学会那里的语言文字，这样才有利于工作，才能更好地为那里的人民服务。”伯母则要求我学习毕业后返回牧区，我立刻答应，并完全做到了。
虽然伯父伯母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我始终没有忘记他们的教诲。即便后来我调到了北京工作，也坚持每年回到牧区，或是看望牧民，或是参与相关会议，或是参加调研考察。近些年在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履职期间，我对内蒙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