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中曾经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军火、毒品、破烂，谁做谁赚钱。”
在普通人眼中，拾荒并不是体面的工作，甚至算不得一个职业。
一个个看起来肮脏不堪、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垃圾桶，装着一个拾荒江湖。从拾荒老人到垃圾卡车，再到垃圾分解站、垃圾交易市场，人们眼中无用的垃圾，会几易其手，最终变成财富。
在江湖中生存，有人靠体力，有人靠智慧，自然也有人靠胆量。
各地都在稳步推进垃圾分类回收的政策法规，迟早会影响到拾荒江湖的生意。
但如今，江湖依旧生生不息。
拾荒者走后，留给环卫工人的只有厨余垃圾。
难以统计的江湖数据
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王维平，曾任北京市政市容委副总工程师。他研究拾荒者队伍20余年，他曾做过调查，国务院批准的座城市中，拾荒者这一群体有约万人。
年，北京通过垃圾处理厂处理和拾荒者处理的垃圾体量基本相同，均为万吨左右。处理每吨垃圾需要元人民币，如果没有拾荒者队伍，北京当年的垃圾处理支出将增加38亿元。
在王维平看来，拾荒者文化素质低，能翻垃圾桶，能上门回收，唯一的动力是钱。
谁想要收编他们，是很难的。
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工作由各区环卫局、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层层推进。也就是人们看到的，市政的垃圾车到每个社区将垃圾桶内的垃圾进行统一回收处理。
事实上，在市政垃圾车和环卫工人抵达垃圾桶的时候，里面有价值的垃圾已经被分完了。
单纯从市政最终回收的生活垃圾看，我们仿佛已经实现了“垃圾分类”需要的结果，但事实上，这并不来自人们素质的提升和意愿的增强，更多的来自于垃圾背后的经济价值。
垃圾处理系统建立的过程是滞后于垃圾的产生的，没有纳入的部分流入了非正式的系统，而可回收资源的分散性分布的特征，让资源回收的成本增高，拾荒者把这些本来是零价值的废物重新赋予了价值。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传斌曾在《中国环境管理》杂志发表《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的测算：用数据丈量垃圾分类实绩》一文。文中提到，由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由不同职能部门负责管理，不同来源的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统计数据未有效整合，我国城市生活源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的统计数据缺乏，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测算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人们丢弃的垃圾通过前端收集、终端转运、后端处理最终抵达再生资源企业。这三个环节承载起了一个拾荒江湖，这个江湖中的绝大部分环节，我们无法通过企业财报、纳税记录或是其他官方渠道获得具体的数据和统计。
不仅如此，在交易、运输、生产的过程中，他们制造着污染，违反着规则，却游离在监管之外。
没有数据，缺乏监管，并不代表这个江湖不存在。
闹市中的拾荒者。
有钱不赚，不是那个么
祁大妈不认识王维平，也没看过他撰写的调查报告，但这并不影响她投身拾荒事业。
很多人会认为，祁大妈这样有着较为优越生活条件的老人，参与拾荒是源自于某种叫做“拾荒癖”的心理疾病，而祁大妈认为，这都不存在。
“有钱不赚，不是那个么？”
祁大妈生活的小区，共有22栋楼，约余户业主。据祁大妈自己的不完全统计，这一个小区，拾荒的老人大约有15名，祁大妈自认为是“小区拾荒一姐”。
在小区中拾荒，大家需要严格遵守地盘法则，你住哪个楼，就捡你楼下的垃圾，如果旁边的楼没有专属拾荒者，你也可以拓展。
祁大妈违规了，她不仅“承包”了自己楼下的8个垃圾桶，甚至还“染指”了多达10栋楼的垃圾桶，地下车库的若干垃圾桶，也是她的管辖范畴。
除此之外，她在小区的自行车棚还有专属于自己的垃圾存放处，在那里，她每天会将自己捡到的各种垃圾分类、打包，最终送到小区外的垃圾卡车卖掉。
为了拿到这些垃圾桶的“捡拾权”，按照祁大妈的话说，自己是下了本了。
为了获得物业的支持，祁大妈先后请了两顿饭，送了好几条烟，向物业提前缴纳了3年的物业费，以示自己的决心。最终，祁大妈成功得到了物业的默许。
但也得罪了同一小区其他拾荒的老人们。祁大妈用于转运垃圾的自行车不翼而飞，存放在车棚的垃圾被偷被破坏，同行甚至不惜以降价来让祁大妈的垃圾卖不上价格。
虽然没有证据，但祁大妈都记在心里。
社区中随处可见的拾荒老人。
对于地盘的争夺，小区大门外一步之遥的距离，就完全是两幅景象。祁大妈的斗争和垃圾卡车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虽然小区门外是市政道路，但是要想把垃圾卡车停放在此处收垃圾，并不是容易的事。
“说白了就是钱，谁给的钱多谁就有权利干下去。”
27岁的吴鑫和妻子小孙，干上捡垃圾的生意才知道，买卡车的几万块钱，只是小头。
“得给物业钱啊，停一年要交2万块钱的费用，没有发票也没有收据。就这个钱你想交，也得有人牵线，不然你光有钱也没用。”
吴鑫曾经到一个老旧小区门口收垃圾，那里并没有“原住”垃圾卡车，他刚停下车5分钟，就来了4拨人让自己离开，有小区保安、有居委会、有城管，甚至还有收垃圾的同行。
后来他才知道，那个小区门口是被一位“领导”的亲戚承包的，那天车没在，是去送货了。
“他们拿着铁锹，木头棍子，把我的车灯打碎了，告诉我不许再去那个小区，不然见一次打我一次。”
初来乍到的吴鑫带着妻子仓皇逃窜，避免了皮肉之苦。
不仅在小区门口收废品要交费，想要回收超市、饭店的垃圾，同样需要多方打点，逢年过节请客送礼是必需的。
“不然人家卖谁都是卖，凭什么卖你？”吴鑫说。
对于80后的北京小伙马宁来说，抢地盘就是真刀真枪的干了。
上大学的时候，由于开销大，又不想找家里人要钱，马宁在学校周围做起了捡破烂的生意。
那个时候学校在郊区，还没有完全开发，周围很荒凉，为了和其他收破烂的抢生意，马宁没少动手。
“最后把他们都打跑了，周边捡破烂的都不来我们学校附近收，我就等于独享了这一个地区的垃圾。”
就这样，捡破烂让马宁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他想不到，毕业多年后兜兜转转，自己又回到了这个行业，还借助短视频平台成为了KOL。
当然，这是后话。
颇具视觉冲击力的垃圾卡车。
惊人的利润
我国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废品收购，年供销合作总社专门成立了废品管理局，统一管理全国的废品物资回收工作。后来，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时期以供销、物资系统公有制为主体的回收行业垄断格局被完全打破，个体户成为回收行业的从业主体。
如果是规则支撑江湖运行，利润才是让江湖发展的根本王道。
马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个一线城市每年被丢弃的瓶子约有20万吨，约80亿个。绝大部分塑料瓶身是PET材质的，行话叫聚酯，这个材料是制作涤纶的重要原料，而瓶盖则是PP材质，又叫聚丙烯，可广泛运用于汽车、电子电器、纺织、建筑等多种领域。
塑料瓶在垃圾回收站的毛料回收价大概在多元一吨，而通过分类、破片、压缩后的价格可以达到元-元一吨。
废旧泡沫塑料的利润更加可观，李鑫回收的泡沫塑料一般以1.5元每公斤成交，而塑料泡沫制品厂的收购价格达到了元每吨，虽然中间环节很多，但利润依然不小。
曾经因为稀土价格猛涨，强磁的回收价格从每公斤60元飙升到每公斤元，这其中价格变化，是随便将废旧收音机丢在垃圾桶中的人们所不了解的。
祁大妈给中国新闻周刊算了一笔账，自己主要捡拾的类别有塑料饮料瓶、塑料泡沫、废旧纸板、废旧家具、电器，以及一些生活用品、衣物等，一个月下来的收入在0-元不等，这个收入约是她退休金的两倍。
吴鑫和妻子，每月刨去卡车加油和房租等日常成本，收入将近2.5万元。在他看来，自己和妻子的人工成本可以忽略不计。由于卡车白天不能上路，吴鑫只好在每天深夜完成交货，在中国过着美国时间。
而对于垃圾打包站和垃圾处理站来说，利润则更高。以废纸打包站为例，业内人士估算过，假设每天收货50吨且毛利润在0.1元一公斤，一年的收入约为多万人民币。当然投入也是巨大的，购买设备、租用场地和巨大的流动资金。
这样规模的垃圾打包站一年的场地租金大约25万人民币，如果有人有能力开一个容纳30-40家打包站的垃圾场，每年光房租利润就是一笔巨款。
当然，不是什么人都能开垃圾场的。
这甚至不是钱的事。
打包场初步处理后的垃圾。
猫腻
和很多行业一样，拾荒行业自然有着属于自己的猫腻。
既然是猫腻，就有大有小。
祁大妈和李鑫，都是使用小猫腻的老手。
垃圾是通过单价和重量相乘获得利润，单价往往由终端回收企业和国际原料市场决定。
但重量则是每个环节说了算的事。
由于祁大妈在小区捡垃圾的时间长，她已经和垃圾卡车的商贩打成了“估堆”的默契，不再统一计算数量和重量，而是统一按照某个数量和重量计算价格。
塑料瓶中灌水，就会让一包塑料瓶变重，从而难以估量具体数量。而往废旧纸板中打水，同样也会让纸板变得更重，行业内叫做“加杂”。
由于打包站和回收站不会仔细清点垃圾，所以会默认“加杂”的行为，无论你是否在重量上做手脚，都默认你做了手脚。几乎捡垃圾的每个环节，都会不同程度在垃圾中加杂。
塑料瓶灌水，纸板加水，甚至还有将完整的门板加在纸板中增重的情况。
更通俗一些说，就把单价低重量高的垃圾，加入单价高重量低的垃圾中蒙混过关。
这同样是一门手艺，既要做到增重，还不能让人一眼看出来。
相比起小猫腻，大猫腻才是这个生意的巨大隐患。
如果说藤原拓海是秋名山车神，那56岁的老王便是垃圾山车神。
老王的工作是在一个垃圾打包站中驾驶工程车，叉车、铲车、推土机、挖掘机……只要是垃圾场需要的车械，没有老王不会开的，凭借着自己的手艺，老万一个月能赚到1.5万元。
老王所在的垃圾场位于城市边不远的地方，它的实际身份是一处正在开发中的工地，如今房子还没有建起，但无数垃圾便被从城市的四面八方送达至此，无数打包站以类别区分进驻在此。
夜色中吞吐垃圾的巨兽。
深夜的城市万籁寂静，而这里却灯火通明，热火朝天。
垃圾场就像是一头巨兽，在夜晚咆哮着，吞吐着它的食料。
它从不挑食，废纸、废塑料、废衣服……来者不拒。
黑夜中，无数垃圾在这里完成粗拣、分解、破碎、压缩等工序，再趁着夜色离开城市。
当太阳升起，它将回归平静，城市早高峰来临，人们绝不会想到就在主路旁边的破败废墟里，昨夜竟然进行着大买卖。
它没有经营许可，也没有任何污染处理的相关设施，就连穿梭其中的卡车，多半也没有相关手续，大型机械由于没有牌照，使用的柴油也是通过灰色手段运抵此处的。
它是怎么开起来的，又是如何绕过监管的？
老王从来不会考虑这个问题，这也不是他应该考虑的问题。
机会隐藏在城市发展之中
如今，在短视频平台中，捡破烂的马百万是个尽人皆知的名字。
有着百万粉丝的马宁，操着一口地道的北京口音，聊着捡破烂的那些事儿。
近年来，马宁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再生资源回收这个行业，到底是不是一个好行业？到底有没有发展？
大学毕业后，他进过国企，从技术岗到销售岗，他积累了人脉和资源。
离开国企创业后，他干过金融也做过互联网服务，5年前，他决定重操旧业，捡破烂。
马宁坚信再生资源回收这个行业的机会就隐藏在城市发展和扩张中。
“一个城市发展，不可能允许10年20年后，城市中还有这么庞大数量的垃圾卡车盘踞在商业地产附近，更不可能允许各项指标都不达标的垃圾场出现在城市附近。”
“捡破烂”具有一个完整的系统，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最前端的捡垃圾或者收购废品，再到中间的废品回收站，最后到各类再生资源处理工厂，“捡破烂”从前到后形成完整的收集、运输与处理体系，是一种典型的垃圾分类方式。
垃圾分类、回收是整个城市的诉求，是国家的诉求，它是一个必然存在的产物，但不可能说城市无限扩张，供应链无限拉长。
在世界上，城市垃圾处理有两种途径，填埋和焚烧。前者所必需的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且填埋过程中会污染地下水；后者则容易引发邻避效应，一个地方建设垃圾焚烧项目，往往遭到周围居民反对。垃圾围城带来的问题，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即便如此，有些国家依然没有实施垃圾分类政策，在某些专家看来，这和经济发展与国民素质等多个因素相关。
巴西基于大城市失业问题严重、存在大量拾荒者这一现状，采取了拾荒者合作社的运作模式。由政府提供免费场地，非政府组织赞助设备，企业提供垃圾分类培训。市政环卫部门无偿地把收集来的干垃圾运送到合作社，由拾荒者在合作社的回收场流水线上将各种干垃圾分门别类、压缩打包，然后按类别卖给在合作社登记的不同的回收厂家。
马宁个人抖音账号截图。
它不仅解决了垃圾回收的难题，还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让那些被城市边缘化的拾荒者找到了归属感，这在一定程度上还降低了犯罪率，稳定了社会治安。
随后的一段时间，马宁去了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他想知道，中国和垃圾回收先进国家间的差距在哪里。
通过调研，马宁发现国外已经给出了一部分答案，就是在城市的前端去完成废品的压缩，完成废品的初步处理。实现这个可能的便是轻量化小型化的设备。
和投资人一谈，马宁顺利拿下了投资。很快他第一家位于社区中的小型垃圾打包站便开业了。无论是瓶子、纸箱，还是金属物件，都可以在小型打包站通过机械设备完成初步的分解和压缩，交互性好，人工成本低。
通过前端压缩，优化了整个供应链过程中的成本，运输成本也降低了。再拿出一部分利润去补贴给前端的大爷大妈，很快马宁的生意好了起来，店铺也一家家的开了起来。
在马宁成本核算中，一家店铺成本投入大概要70万元左右，他希望继续将小型打包站成本降低，缩小成更方便更容易复制的模式。
今年，马宁发现了短视频。几个月的时间，他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垃圾回收领域的知识型IP。将垃圾回收知识分类录制成为课程，提供用户付费下载服务。
马宁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城市未来，垃圾回收这个行业发展的大趋势应该是什么样的，需要解决这个行业的什么问题。
“社会总成本总资产就这么多，大家合力投到对的方向上去，才能共同实现一个更好的结果，哪怕我们之间是互相竞争的关系。这个赛道上，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朝着对的方向跑，别人跑的方向都不对，那我也跑不远。”
马宁描述了一个他心中未来垃圾分类的场景：
“人到楼下后，楼下的垃圾桶会从地面以下升上来，通过人脸扫描，自动打开，人们将再生资源丢进去，垃圾桶盖上，垃圾桶会进行判断，你丢弃的是否是合规的再生资源，如果不是，将扣除你的信用分，如果符合要求，则会反馈一部分信用分。随着垃圾桶沉降到地下，在小区中完成破碎分拣，通过管道运输走，这是我认为，未来城市中垃圾分类的最佳解决办法。”
垃圾场中，旧书将被打碎压缩。
留下还是离开
“捡破烂”看似是一种低端、肮脏的，人见了都避而远之的行为，但它在城市垃圾处理，尤其是垃圾分类措施全面实施之前扮演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简单来看，“捡破烂”具有经济、环境、社会等多重效益，在城市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完整的先进的废旧商品回收体系的意见》中提到：
“……鼓励各类投资主体积极参与建设、改造标准化废旧商品回收网点，发挥中小企业的优势，对拾荒人员实行规范化管理。”
年《商务部等6部门关于推进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转型升级的意见》中指出：“……整合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户，充分利用拾荒人员、社区居民等多方力量，形成稳定、高效、安全、便捷的回收渠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张劼颖在《废品生活》一书中这样写道：收废品者在当代中国是一种双重的污染符号——他们不但是城市的外来人口、农民工，同时又很脏，有点神秘甚至危险。因为每天与垃圾这种肮脏的物质打交道，他们被再度污名化。可以说，如果农民工是城市居民的“他者”，废品从业者便是所有现代城市人的“双重他者”。
随着城市更新、人口控制和外部市场等诸多原因不断萎缩，很多拾荒者离开了这个行业。
今年，零点有数发布了《强制垃圾分类前后拾荒者生境研究报告》，其中表示，目前国内以及各城市的垃圾分类相关政策规定多作用于居民、社区居委会与物业公司、城市环卫清运系统、垃圾处理终端等重点主体上，相对而言对于拾荒者与其构成的非正规垃圾处理体系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