娼妓分为不同等级，而不同等级所能接受的教育程度也不同。德里卡特和法摩赛是娼妓金字塔等级的顶端，她们大多都是才貌双全，出身尊贵，主动放弃社会地位和特权从事娼妓职业。她们大多接受过专业的高等教育，正因为此，只有她们才能陪伴罗马各界的精英出席各种场合，甚至到后期拥有一定影响力。比如喀提林阴谋中的显普洛妮娅（Sempronia）熟练掌握希腊文和拉丁文，擅长乐器、跳舞和写诗，她们的出身决定了她们的起点，也决定了她们所接待的客人和自己的价值。等级稍低的多里斯，她们大多是经过专业训练和调教的乐妓、舞妓和歌妓，往往被富豪邀请到私人宴会或者私家妓院助兴陪酒。这些人一般是集体出租，时间不限。
海神生日庆祝宴上，贺拉斯就雇佣乐妓。再如泰伦提乌斯的戏剧《福尔弥昂》中的费德里亚爱上了会弹琴的乐妓。为了追求心爱的人他每天陪着乐妓上音乐课。而最底层的鲁帕、库帕等，她们瘦骨嶙峋、腿如麻杆、样貌丑陋，连起码的温饱都难以保证。这样贫穷和肮脏，自然就无法接受任何教育。她们服务的对象也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娼妓根据等级的不同所能接受的教育程度有所差异。她们的出身和经济状况决定了她们的起点。受教育的程度有助于提升她们的价值和职业内部等级。然而，不管什么教育状况都只是取悦男性的砝码而已，娼妓不会因为接受教育而摆脱其悲惨的命运。
罗马是个等级森严的民族。罗马共和时期开始规定不同等级的人有不同的穿着打扮。娼妓的穿衣打扮是其与外界相区别的一道明显界限。罗马男性公民和娼妓穿着托加，罗马主妇则穿着斯托拉。最初的托加是男女儿童的外衣。到共和时期开始有所变化，托加成为了身份的标志。托加（toga，）是穿在短袖束腰内衣（丘尼卡，tunica，）之外的宽松长袍，是罗马公民特有的象征，是罗马的国服。罗马家庭主妇里面穿一件盖过脚踝的短袖束腰内衣，外面披一件宽松长袍被称为斯托拉（stola，）。这些衣服最初由毛织物制成，后由麻织物和棉织物制成。中国丝绸传入罗马后，斯托拉开始用丝绸制成。只有古罗马已婚妇女和维斯塔贞女才可以穿着斯托拉。娼妓虽然是女性却不能穿着主妇的斯托拉。
古罗马人的观念中认为“性规范的基础就是社会地位”。性是与女性无关的。男性公民在性交过程中必须是主动者的地位，而女性则是被动接受的角色。主动的一方应该完全掌控和驾驭被动的一方。这是男权社会下男性绝对权威的表现，就像对待家国大事一样，男性都应该占据主动控制的地位。然而娼妓职业特点则是主动求爱，主动拉客，抛头露面，甚至可以做出妻子绝对不能允许的非常规的性服务。所以她们被要求穿着男性的托加目的是表现其公共性和职业性。
罗马公民的托加一贯是白色的，在家或者在旅途时可以穿着颜色深一些或者色调柔和的。娼妓的托加最初只能是深色，布料为粗毛料，之后颜色变成明亮的黄色或橘黄色等，料子也像薄纱一般，十分透明。托加，对男人来讲是一种荣誉，对女人来说则是耻辱。因为女人穿男人的衣服暗示其行为淫荡，甚至是与卖淫相联系的。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规定犯有通奸罪的妇女需要穿“娼妓的托加”。因通奸行为而与丈夫离婚的女性也被要求穿着托加。所以通奸妇女、离婚妇女无权穿着斯托拉，只能穿托加。因此，斯托拉是纯洁的视觉象征，公开穿着斯托拉对妇女就意味着彰显名望和荣誉，是服从女性道德规范的表现，是她们财富、地位、身份的代表，更是性受限制地体现。男子对穿着斯托拉的女人发出嘘声是要接受惩罚的。
之所以区分如此严格，一方面是为了保护罗马主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突出罗马娼妓的公共性。加不仅仅是男性的服装，也是一个公共的标志，一般男性会在宗教祭祀或者参加政治事务等公开场合的时候穿着托加。娼妓穿托加，就是意在突出其公共性—她们的身体是被所有人共同享用的。
除了穿衣，娼妓化妆也有具体行业规定，与主妇相区别。奥维德在《爱经》中介绍了冗长而复杂的有关娼妓的化妆术。各种各样颜色的头发仅适用于娼妓，或者是“核桃的青皮和黄连木木渣或树脂浸泡的溶液染金黄色”，或者用“红酒以及蚂蟥熬的水”将头发染成棕褐色。而古罗马妇女中黑发者居多。她们还用白垩粉使皮肤增白，甚至用驴奶洗澡。她们的身体不允许长疙瘩，更不允许有酒糟鼻子。她们醉心于疯狂地购买各种首饰。
娼妓的打扮比罗马妇女要时尚。塞内卡曾对其母亲说：“你不应该总是模仿那些淫荡的女人，那样会让你的贞洁和道德误入歧途。”可见，娼妓的装扮引领了古罗马女性时尚的潮流。“希腊后期和罗马帝国时代，女性服饰和美容术的高度发达就源于此”。妻子与娼妓争奇斗艳，展开性较量。而最终导致妻子与娼妓、女奴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罗马进入帝国时期，特别是公元1世纪之后，一些罗马妇女在公开场所拒绝穿着斯托拉。各阶层的妇女流行染发，将自己的头发染成金黄色或者红色。固守传统罗马思想的人开始抱怨，元老院经过多次讨论通过多条严厉的法律强制已婚妇女穿着斯托拉，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到了公元2世纪末，已婚妇女和娼妓在穿着打扮上已经没有明显的差别。